您所在的位置:双录资讯>社会>新浪网球比分直播-《道园学古录》成书及元明刻本考

新浪网球比分直播-《道园学古录》成书及元明刻本考

2020-01-11 12:42:58

新浪网球比分直播-《道园学古录》成书及元明刻本考

新浪网球比分直播,《道园学古录》(下简称《学古录》),五十卷,是元人虞集的诗文集。其中《在朝稿》二十卷、《应制录》六卷、《归田稿》十八卷、《方外稿》六卷。其内容十分丰富,是研究宋元文学、宋元理学、宗教、书法、绘画、及元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材料。

虞集(1272—1348),字伯生,号道园,学者称邵庵先生,谥文靖,蜀仁寿(今四川仁寿县)人,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一有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(下简称《四库总目》)对虞集评价甚高,云:“有元一代,作者云兴,大德、延祐以还,尤为极盛。而词坛宿老,要必以集为大宗。……迹其陶铸群材,不减庐陵之在北宋。”虞集传世著作,除《学古录》外,还有《道园类稿》(下简称《类稿》)、《道园遗稿》(下简称《遗稿》)、《伯生诗续编》、《翰林珠玉》等,而以《学古录》传本为多。

前人对于《学古录》及虞集的研究,主要集中在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,成果十分丰富。而对于《学古录》成书、版本等方面的研究,主要是以提要、题跋等方式,并不系统、全面,且有很多罅漏之处。今人的一些专题论文,如黄河《明刊〈道园学古录〉考辩》、李军《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》、邓斌锡《虞集著述考》等;一些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,如钱仲联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,汪涌豪、骆玉明《中国诗学》等,都为我们深入研究《学古录》,提供了帮助。

今人的成果,虽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,但还有一些瑕疵,需要补缀。本文希望在充分利用前人研宄成果基础上,补苴前人漏略之处,有裨于《学古录》的深入研究。本文首先阐明《学古录》的成书过程,在编纂者方面,肯定黄溍“类目皆公(虞集)手所编定”这一说法的合理性。在与《类稿》的关系方面,澄清《类稿》并非《学古录》的大字本,欧阳玄序及其《致刘伯温书》非为《学古录》而作。既而在版本方面,厘清“嘉靖本”与景泰本的区别,並证实“嘉靖本”即是元刻本。

一 《学古录》成书考

(一)《学古录》编纂始末

《学古录》的编纂始于至正元年(1341)十一月,虞集门人李本《学古录跋尾》称:

至正元年(1341)十又一月,闽宪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孙炘来求记屏山书院,并征先生文稿以刻诸梓。本与先生之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。

《江西通志》载:

李本,字伯宗,荣(李荣)孙,从学于草庐(吴澄)。草庐殁,就学者皆依李氏。本与弟栋讲明濂洛之学,所居有环翠亭、君子堂,虞邵庵皆为之记。

李本跋中的“斡公”即斡玉伦徒。斡玉伦徒字克庄,号海樵,党项族,祖籍宁州(今甘肃省宁县)。斡玉伦徒为虞集门人,以《礼》举进士,历官工部侍郎,是《宋史》纂修官之一。工诗能文,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称赞他“文章事业貪出人表,书迹亦佳”。文公五世孙炘,即朱熹五世孙朱炘。朱炘字明仲,《学古录》中有《送朱明仲归建安并简贰宪斡克庄》诗一首,即是为了此次征文而作。

虞集《酬诸友编诗并序》曰:

闽宪克庄以故旧托文公五世孙明仲远征鄙文,老退遗弃散逸,荷伯宗、用昭、止善、浩渊、子勖、至善及余表侄孙陈谊、予兄子丰、仲弟之婿贾熙、用昭之从子大年等十余人,寒冬连旬,日夜录之,得五十卷,亦已劳矣,赋此为谢。

记录了《学古录》的编辑者,根据李军考证,分别为李本(字伯宗)、易晋(字用昭)、王艮(字止善)、黄勉(字子勖)、易升(字至善)、易大年(易晋从子)等,浩渊不详。从虞集的记述中,可以看出,以上诸人日夜赶工,在至正元年(1341)十一、十二月间,编成《学古录》五十卷。是书编成后,由朱炘带回福建,在斡玉伦徒主持下,进行刊刻。杨椿《遗稿序》云:“故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虞公《道园学古录》,其季子翁归与门人之所编,今建宁板行者是也。”则刊刻于建宁。

虞集《酬李本、黄钟编文,并序》曰:

集家世以文学为业,乱离颠沛,忧患困苦,无敢失坠。然学未成而出早,涉笔为文,应事而已。人或以为能,自知其不足也。归田以来,稍得安闲,而目疾相婴,学不加进,于立德立言之事,无有乎尔也。是以所作,事过即罢,不复记录。至元庚辰(1340)冬,临川李伯宗,黄仲律来访山中,拾残稿于敝箧,得粗可属读者二百余篇录之,赋此以谢。

虞集《天藻诗稿序》云:“友人临川李本伯宗、沶赵宗德伯高,讲习余暇,稍辑旧诗,谓之《芝亭永言》。”又曰:“近日襄城杨士弘伯谦……猥以鄙作偶或似之者,得百十篇,谓之《居山稿》。”又谓:“此外枯槁寂寞,词不迨意,无所取裁……则清江黄思谦志高之所掇拾也,谓之《道园天藻小稿》。”据《江西通志》:“杨士弘字伯让,其先襄城人。祖仲明,以世官占籍清江。士弘嗜学工诗、乐府,著《鉴池春草集》及《选唐音》行世。”其他编辑者尚未考出。

由上可知,在《学古录》结集之前,虞集的诗文有过四次整理,形成了《芝亭永言》《居山稿》《道园天藻小稿》三个集子,为编纂《学古录》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关于《学古录》编者问题,《四库总目》认为黄溍《遗稿序》中“是集为集手自编定”之说不足据,云:

据金华黄溍序,以是集为集手自编定。然其《天藻诗序》云“友人临川李本伯宗辑旧诗,谓之《芝亭永言》。”又《赋谢李伯宗》题云:“至元庚辰冬,临川李伯宗,黄仲律来访山中,拾残稿二百余篇录之。”而《李序》又云:“至正元年(1341)十又一月,闽宪韩公征先生文稿,本与先生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,得《在朝稿》二十卷,《应制稿》六卷,《归田稿》一十八卷,《方外稿》六卷。”所言与今本正相合。又考《道园遗稿》前有至正己亥(1359)眉山杨椿序,以为集季子翁归及其门人所编,与李本序合。盖集母杨氏,为衡阳守杨文中之女,杨椿即其外家后人,其言自当无误。亦可证黄溍所云之不足据,是编为李所定无疑也。

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与《四库总目》看法相同,并进一步说“则此集为公(虞集)身后所编,而黄氏之言为误记也。”

考《元史·虞集传》:“(虞集)至正八年(1348)五月己未,以病卒,年七十有七。”据李本跋及《酬诸友编诗》,《学古录》编于至正元年(1341),可以证明《学古录》并非编于虞集身后。显然,傅增湘“此集为公身后所编”之说不确。黄溍《遗稿序》明言:“公之诗文曰《道园学古录》者,其类目皆公手所编定。”则黄氏仅认为《学古录》的类目是虞集亲定的。四库馆臣和傅增湘都漏掉了“类目”这一关键词,其说皆不能成立。再加上欧阳玄《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》“其存稿,自题曰‘道园学古录’,门人汇而锓之”的说法,可以肯定虞集不仅参与到《学古录》的编纂工作之中,还亲自确定了书名,黄溍“其类目皆公手所编定”之说不无道理。

总之,《学古录》的编纂起于至正元年(1341)十一月,是应闽宪斡玉伦徒之请,由李本及虞集少子翁归等人在原有旧稿基础上完成的。编纂完成后,由斡玉伦徒主持,刊刻于福建建宁,是为元建本。其间,虞集不仅参与其中,还亲自确定了类目和书名。黄溍在《遗稿序》中提出“其类目皆公手所编定”这一说法,是可以成立的。

(二)《学古录》与《类稿》的关系

很多人认为《学古录》的编者是刘伯温,如《四部丛刊书录》云:“盖编次出于门人太史夏台刘伯温,刊于江右者也。”如前所说,《学古录》是由李本等人编次的,虞集还亲自确定了类目和书名,与刘伯温并没有关系。刘伯温是《类稿》的编者,前人之所以形成这样错误的认识,是因为没有将《学古录》与《类稿》二者清楚地区别开来。

《学古录》与《类稿》编纂、刊刻年代相近,后人著录,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。除《四部丛刊书录》外,还有陆心源《仪顾堂续跋》:“至正九年(1349),江西肃政廉访使刘伯温改为大字重刊之。”等等。总结诸家说法所表现出的错误,大致有两点,分别辩析如下:

1.误以《类稿》为《学古录》的大字本。

元刊《类稿》前有宪司牒文一篇,云:“前福建闽海道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己尝命有司锓梓,然字画差小,遗逸尚多……如蒙移文本路,详加编录,大字刊行……杨椿《遗稿序》云:“故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虞公《道园学古录》,其季子翁归与门人之所编,今建宁板行者是也。……而湖海好事者复辑公诗另为一编,然与《学古录》所载时有得失。”由此可知,刘伯温不仅将《类稿》字体放大,还对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。《中国诗学》第3卷指出“此集(指《类稿》)中作品多不见于《道园学古录》,编次也不同,将《在朝稿》《应制录》《归田稿》三部分混合后按文体重编分卷,而无《方外稿》,其中有赋、诗十一卷。”白寿彝《中国通史》说:“《道园类稿》总共1300多篇诗文中,《道园学古录》所未收的多达443篇。”笔者比较了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所收元刻本《类稿》及《四部丛刊》所收明景泰本《学古录》,其差别大致如此,二者断非同一书的不同版本。

由此可见,《类稿》是在充分借鉴《学古录》的基础上,重新编排的,《类稿》绝非仅仅是《学古录》的大字本。

2.误以欧阳玄《类稿序》为《学古录序》。

很多人在描述景泰本《学古录》的特征时,都会提到欧阳玄序及其《致刘伯温书》。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:“首有至正二年(1342)欧阳玄序,次玄书札一通。”陆心源《目目宋楼藏书志》:“欧阳玄序、《与刘伯温书》、叶盛题识、李本跋。”等等,直接认为欧阳玄序是为《学古录》而作。

欧阳玄序言:“(刘伯温)乃裒公之文,将传诸梓。书来京师,属玄为序。”考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所收元刊《类稿》前实有此序,欧阳玄序实际上是应刘伯温之请,为《类稿》而作。李军《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》中引用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卷十三:“明景泰时,太仓重繙《学古录》,叶文庄以虞公四世孙家藏元功(欧阳玄字元功)手迹梓入,不知其为两书,于是大字小字之争端起矣。”似乎以为欧阳玄序在景泰年间,郑达翻刻之时就加在了《学古录》前面。然而同卷景泰本《学古录》提要云:“是书成后,成化初年,叶文庄公盛从道园四世孙吴江虞堤,就手书钩摹序文并书札,附入郑刻《学古录》之上。叶跋可凭。”叶盛题识云“近见昆山新刻斡克庄建本,遂于先生四世从孙吴江虞涅家摸得此序并书一通冠诸首云。成化新正(1465)昆山叶盛识。”朱存理《记虞氏书册》:“叶文庄公时与进士郑公诣翁(虞堤)床下,时翁方病不能起。”据郑达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中“凡四阅月而工始讫”之语,景泰本在景泰七年(1456)已经刊刻完成。郑达卒于天顺二年(1458),虞堤卒于天顺七年(1463)叶盛的识语写于成化元年(1465),距景泰本刊成己八年,由此,《学古录》冠以欧阳玄序并非始于景泰年间郑达刊刻之时,而是叶盛于天顺、成化之间所为。考叶盛跋语云:“道园先生文集,往时刘伯温所刻大字本有欧阳圭斋此序,今版己亡矣。”由此可见,叶盛并没有直接说欧阳玄序是为《学古录》而作,可能叶盛并非如缪荃孙所说的那样,“不知其为两书”。

综上所述,《类稿》是在《学古录》的基础上,重新编纂而成的,并不是《学古录》的大字本。欧阳玄序及《致刘伯温书》本来是为《类稿》而作,将它们置于《学古录》之前,是叶盛所为。

《学古录》元明刻本考

《学古录》在明代以前先后形成过四个版本,分别是元建本、景泰本、“嘉靖本”。这三个本子前人往往混淆莫辨,如沈津写到:“《道园学古录》,元虞集撰,也是一部容易看错的书。此书有两种明刻本,一为明景泰七年(1457)郑逵据元本重刻;一为明嘉靖四年(1525)陶谐重刻景泰本。明景泰本……很多收藏家皆将此本误作元本,这是因为在纸张、字体上颇类元刻……元至正建宁初刻本传世殊少,至今未见到过。我们在某处图书馆见到的著录为元刻本的,实际上也是明景泰七年(1457)本。”经过笔者考察,景泰本与“嘉靖本”虽然很容易看错,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。而“嘉靖本”就是元建本,只不过是元板明印罢了。下面,笔者先介绍一下这三个本子,然后详细考证景泰本与“嘉靖本”的区别,并证实“嘉靖本”即是元刻本。

(一)《学古录》元明刻本述要

1.元建本。元至正元年(1341),斡玉伦徒刊于建宁。前面所述元刻本《学古录》编纂、刊刻过程,己经十分详细,此处不再赘述,只摘录明郑达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中的一段记载:

邵庵先生在胜国时以道德文章雄海内。归老之日,闽宪佥斡公克庄于先生有师友之谊,为遣考亭五世孙炘即临川山中,求先生之文,将刻于建宁,而先生之门弟子乃订其《在朝》《应制》及《归田》《方外》诸稿,厘为五十卷以付之。此《道园学古录》之所由辑也。

2. 景泰本。明景泰七年(1457),昆山知县郑达覆刻于昆山。郑达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:

(郑达)暨承乏昆山,间过太仓之兴福寺,适禅宿昧公——年几九袠矣——偶出其所藏建本以赠予,喜之如获拱璧焉。……乃与同寅主薄南海黄君仕迗各捐俸赀,俾憎会宗珶募工,即东禅寺锓梓,以广其传。而海虞义士刘宗文、顾有终辈,咸乐为之助。凡四阅月而工始讫。

叶盛《箓竹堂稿》卷八《书道园学古录后》:

郑令既得印本于淮云寺中,即以元纸黏版刻之,此传刻旧书第一义也。各卷后有附刻,是郑令所增,亦良是。

郑达,字叔通,湖北广济(今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)人。永乐初,其父庸隶籍襄阳卫,故为襄阳(今湖北省襄阳市)人。博涉经史,生活自奉清约,以图书自娱,喜与端人高士接。曾知周至县,明郑文康《平桥稿》《湖广通志》等认为郑达知周至县始于宣德年间。而据吉林省博物院所藏苏轼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二赋黄蒙跋,他是在正统七年(1442)被授予周至知县的。景泰五年(1454),升食从六品俸禄,知昆山县。卒于天顺二年(1458),享年五十九。据前文所录的郑达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及叶盛《书道园学古录书后》可知,景泰本《学古录》是郑达、黄仕达捐赀,由宗锑主持,在刘宗文、顾有终等人的帮助下,直接以元刻本《学古录》上版刊刻而成的。

3. “嘉靖本”。明嘉靖四年(1525),陶谐、虞茂刊于抚州。万镗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:

元时,文集已版行,欧阳圭斋序之,极其推许。景泰间曾刻于吴中。抚郡往亦有刻本,近毁于火,征文献者慨焉。乃今侍御敬斋陶先生清戎江右,按部至抚,公之世孙庠生茂辈以重镂请,遂属其郡麦贰守莹董之。继而,丁侯贵来绾郡符,督成之。

陶谐,字世和,会稽(浙江省绍兴县)人。弘治八年(1495)乡试第一。明年成进士,选庶吉士,授工科给事中,历官至兵部左侍郎,卒赠兵部尚书,谥庄敏。有《南川稿》《陶庄敏集》行世。《明史》卷二o三有传。

万镗,字仕鸣,进贤(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)人。父福,官金华知府。镗登弘治十八年(1505)进士,历官至吏部尚书。隆庆初,赠太子太保。《明史》卷二o二有传。

由万镗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可知,明嘉靖四年(1525),陶谐巡行到抚州,虞集裔孙虞茂因为《类稿》的书版毁于火,请求重刊虞集文集。陶谐便嘱托抚州同知麦莹经营此事。不久丁贵任抚州知府,督成重刊事宜,并请顺天知府万镗做了一篇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。

4.“成化刻本”。严绍璗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著录有一部明成化刻本,然而从古至今,别无他人记载。如前所说,叶盛曾于天顺、成化年间将欧阳玄序及其《致刘伯温书》,置于《学古录》之前,而其题识所署的年月为“成化新正”。所谓成化刻本,可能就是这个本子。因未见原书,其详不得而知,故不多作考辨。

由于景泰本是从元刻本覆刻而来的,而“嘉靖本”是元刻本的明印本,所以传世的这三个版本行款格式并同:半叶十三行、行二十三字,黑口,双顺鱼尾,四周双边(有几页为四周单边),字体亦一致,版心或刊“道园学古录几”,或刊“学古录几”“学”多作“斈”,“錄”多作“录”。

(二)“嘉靖本”即为元刻明印本

目前,海内外现存《学古录》著录为元刻本的很少。然而,前人著录的却很多,如:管庭芬、章钰《钱遵王〈读书敏求记〉校证》、吴焯《绣谷亭薰习录》、吴寿旸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、缪荃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、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、刘承幹《嘉业堂藏书志》、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、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、丁日昌《持静斋书目》、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书目初编》,等等。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孙儆,更是以收藏元刊本《学古录》名闻一时。

从古至今,这么多藏书大家、版本学大家,都记录了元刊本《学古录》,而且其中很多本子仍然留存于世。似乎不大可能这些大家的鉴定成果都是错的。如果前贤的鉴定结果都是错的,那么,存世的几部元刊本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了。经过笔者查考,前面所列出的诸位大家的鉴定成果固然存在着一些问题,如吴寿旸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中所著录的元刻本,实际上是景泰本等。但是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,为我们寻找元刻本《学古录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线索。黄河认为传世的“嘉靖本”即是元刻本。综合黄河的证据,大致如下:

1.“嘉靖本”的刻工为”“入”“山”“太乙”“木高”“千”“寸”“正”“升”“高木”“高”“六”“七”“仁”“付”等。经查,刻工如“千”“正”“山”等,在元刻本《道园类稿》与元刻本《宋史图》中也能见到。

2.“嘉靖本”的目录后没有重增目录,各卷之后也没有增文。除卷十八外,卷二十八、卷二十九、卷三十、卷三十四、卷三十八、卷三十九、卷四十三后,皆无重增目录的内容。重增目录与重增诗文是郑达重刊的时候增入的,元刻本本来就没有。至于卷十八的增文,景泰刻本于增文都另起一页,唯独卷十八没有另起。“嘉靖本”全部没有增文,唯独卷十八有增文,也没有另起一页。其増文似乎是建宁刊版时加入的,却没有在目录中得到反映。

3.“嘉靖本”大部分没有万镗的重刊序,即使有也出现了两副不同的板片。而且,这两个板片的序文的字体,与《学古录》主体部分的字体与板式均有不同,且并未如其他部分那样断裂、模糊。据黄河考证,所有“嘉靖本”前万镗序皆为后来补刻。

4.万镗当时在顺天府尹任上,并未亲眼见到刊刻过程,其重刊之说可能是一种悬揣之词,不足以为确据。

还有两点,第一,“嘉靖本”字体与元刻本的《柳文音义》十分相似。《学古录》的字体是典型的元刻字体,体尽颜、柳,而偏颜,不止与《柳文音义》,与其他很多元刻本的字体也都是一致的。如果说覆刻也会保留原有字体,但是“嘉靖本”与元刻本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协调之处,换句话说,笔者经过认真核对,没有发现翻刻的痕迹。第二,所有“嘉靖本”前都没有欧阳玄序及其《致刘伯温书》。如前所说,欧阳玄序及其《致刘伯温书》是叶盛加在《学古录》书前的,那么元刻本自然没有欧阳玄序及《致刘伯温书》。

综合以上证据,“嘉靖本”就是元刻本,至于具体的印刷年代就很难确定了。由断板和目录第六页全部缺失等情况看,现存所有本子的印刷时间距离雕版的时间是比较远的。有人认为有万镗《重刊道园学古录》的本子,就可以大致判断印刷于嘉靖年间。然而,这篇序文出现了两个版本,故而现存《学古录》具体的印刷年代又很难判断了。从版面及文中墨丁的修补情况来看,这部书板曾经有过修补,但没有大的变动。

(三)景泰本与“嘉靖本”之间的区别

前人著录,往往将景泰本与“嘉靖本”混而一之,不能加以分别。如潘祖荫《滂喜斋藏书记》云:“明刻道园学古录,五十卷。……明人覆元本也。”潘景郑《著砚楼书跋》辩之云:“此本前后序跋均佚,叶鞠裳(叶昌炽)先生为先文勤公(潘祖荫)撰藏书记,只言此书明人覆元本,不及何时所刻,盖于景泰、嘉靖两本犹未能了然区别耳。”潘氏本今藏东北师大图书馆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将东北师范大学及山西师范大学藏本等著录为景泰本气等等。这一错误,在《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中,仍然没有予以纠正。反而,己经公布的四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,竟然没有“嘉靖本”,不知其所以然。

还有人认为“嘉靖本”是景泰本的翻刻本。如陆心源《仪顾堂续跋》:“明嘉靖覆景泰本,行款匡格皆同,惟重增目改入各卷之内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所录佚名跋谓“此本景泰间昆山县郑达从克庄本翻雕,嗣后嘉靖间又翻景泰本,近所见黑口者,俱“嘉靖本”也。”等。

如前所说,“嘉靖本”为元刻明印本,自然与景泰本不是同一个版本,也不可能是景泰本的翻刻本。黄河总结二者的不同点甚多,笔者概括为:

第一,刻工不同。景泰本的刻工有“王”“茂”“二”“吕”“||”,等,“嘉靖本”的刻工己见前文,与景泰本不同。

第二,多数景泰本前有欧阳玄序及其《致刘伯温书》,部分还有叶盛题识。“嘉靖本”前多数有万镗《重刊道园学古录序》,而万镗《重刊序》是以两种不同于正文板式的面目出现的,为后来补刻。

第三,景泰本目录后还有重增目录,卷十八、卷二十八、卷二十九、卷三十、卷三十四、卷三十八、卷三十九、卷四十三后有重增诗文。重增目录与增文都另起一页。(卷十八增文为《马处士墓铭》和《故梅隐关公墓铭》两篇,増文没有另起一页)“嘉靖本”只有卷十八有重增诗文,也没有重起一页。而且,“嘉靖本”目录第六页缺失。

笔者以为,还有数点不同,应该予以补充:

第一,字体不同。景泰本是从元刻本覆刻的,“嘉靖本”是元刻明印本,故而两种本子的字体极其相似。但是景泰本行气不能贯通,经常有一个字中有一两笔与整体不协调的情况;“嘉靖本”却通畅无碍,并无于整体不协调的情况。而且两个本子同一个字的同一笔画也经常有不一致之处。

第二,有些页的板框不同。《学古录》的三种本子都是四周双边,然而景泰本却有单边存在,如卷一的第十页,卷五的第十七、十八页,卷九的第三、四、五页皆为上下单边等等。相比之下,“嘉靖本”这些地方没有单边出现。

第三,墨丁或空字的位置有所不同。如景泰本卷八第十三页第十九行第六字墨丁,“嘉靖本”则无。景泰本卷九第三页第八行第十九、二十字墨丁,“嘉靖本”则无。

第四,景泰本卷二十八尾题在第十四行,而“嘉靖本”在第十七行不同。

以上所举,并不足以概括两个本子的所有区别,却也足以将二者区别开来。前人在鉴定时,大多数都只抓住增文和重增目录的区别,如缪筌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“一刻于景泰,郑达重刊,集外诗文于目录后新增目录,注补于第几卷,诗文亦另叶起头,订每卷后。一刻于嘉靖,将诗文散入各卷之末,目录则未增。”并没有抓住字体、刻工等极为有力的证据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前人关于《学古录》的著录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,这是无可避免的。经过查考与比较,本文对《学古录》在产生与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,描述了《学古录》的编纂和刊刻过程,指出黄溍“类目皆公(虞集)手所编定”这一说法的合理性,并将《学古录》与《类稿》区别开来。在明辨景泰本与“嘉靖本”区别的前提下,证明“嘉靖本”就是元刻本。材料有限,考证多疏,难免贻笑大方之家。尚有诸多问题未能解决,则以俟大贤。

此文得黄河《明刊〈道园学古录〉考辩》、李军《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》之益良多,在此深表感谢。

作者:匿名 

© Copyright 2018-2019 p4sqzj.com 双录资讯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